观点 | 让数据告诉你合肥新经济困局与突围之道

   

李府门前，遥想那深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李鸿章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堪称时势英雄，却被梁启超斥为“不识国民之原理，不同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仅靠小修小补图一时偏安。

杨振宁旧居，意外获知有7个诺贝尔奖，是直接利用杨振宁提出的“杨-米尔斯方程”拿到的，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第一次攀登上了世界科学之巅，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地，将这份荣耀和辉煌延续。

对此产生了一个奇妙的联想，以人喻城，合肥的未来境遇会否是，退一步李鸿章，进一步杨振宁？

旁观者眼里，淮军、洋务运动、科学精神掩盖了区域个性，过去几十年，合肥隐没在两位伟人和一座大学的光环下。合肥是如何崛起的？宁南山在《中国的中高端产业分布和大城市房价探讨》中一语道破，“合肥引进的产业和一线城市没有代差，处于同一水平，因此给城市带来极大的向上动力，敢于去争夺中高端产业的勇气，给合肥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合肥家电产量全球第一，引进的京东方的显示面板集群，打造的集成电路设计制造，都是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

 

（合肥五里墩立交桥）

1969年中科大筹划搬离北京市，先后考察河南、湖北、江西，被以各种理由拒绝后，合肥张开怀抱。紧接着中科院物质科学研究院、原电子工业部16所、38所、43所相继迁入，科教资源加速向合肥集聚。另外一个举动是2008年引进京东方，合肥目前是京东方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京东方这样的高端产业在合肥落地，给合肥带来了惊人的变化，给京东方配套的上游企业，纷纷到合肥设厂，包括玻璃基板、显示面板产线设备、显示面板光学材料、靶材领域等，合肥甚至还把下游的企业也拉过来，实现京东方就近供货。”

 

两桩旧事或许是某种隐喻，当年对城市发展没那么急功近利的事，今天正在开花结果。

 

（2005年合肥的GDP为853亿元。2017年增长至7213亿元，涨幅达到745%）

展望未来20年的合肥，在并跑领跑阶段将面临哪些艰险？登上更大舞台前应该展现怎样的气魄？城市复合增长率排名第一，过去10年合肥做对了什么？未来20年合肥应该坚持什么、摒弃什么？

飞轮效应初现

合肥是长三角最后一块价值洼地，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6351.43亿元，位列全国第六，排名之前的天津、重庆、武汉，与之后的郑州、南京，都是冉冉升起的新一线城市。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合肥依然潜力巨大：京东方10.5代线、晶合12吋晶圆、通威2.3GW高效晶硅电池、江汽蔚来等项目量产在即，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园区、量子创新院、离子医学中心、类脑实验室等基础研究布局未来。县域经济层面，工信部旗下“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中国中部县域经济百强白皮书》中，合肥占据4席，肥西、肥东、长丰、巢湖入选。

 

 

亚马逊的飞轮效应如何转动？用面向ToB的云服务和物流托管服务吸引更多卖家，商品越多——客户选择就越多——购买会员服务的就越多——大家消费的频次和额度就越多——亚马逊对供应商压价就越多——客户的获利也就越多……这个飞轮不断旋转，也成就了二十年蒸蒸日上的亚马逊帝国。

合肥的飞轮在哪里？如果说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敢想敢干的魄力（如引入京东方、开发滨湖），是成就合肥飞轮的第一个引爆点，那让飞轮加速的，一是米字型高铁的建设，高铁产生的虹吸效应、辐射效应和过道效应深刻作用于合肥发展进程中，可以说高铁改变区域发展的时空观、边界观、区位观、资源观；二是以良好的县域经济动员更广泛的劳动力、发展完善的乡村市场基础设施，为2000年常驻人口只有447万的合肥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三是积极引进培育中高端产业，敢于向发达国家、一线城市主导的先进产业进军，马太效应让科技人才不断积聚；四是依托中科大等一批科研院所引领的创新驱动，包括基于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产城人融合并互相成就，撬动飞轮卷入更多动能。

 

（虽然郑州、武汉不乏米字型高铁，但合肥雄踞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六省地理中心）

未来三十年与当下三五年

科技是合肥最先抢占的稀缺资源，也是合肥发展的百年根基，这张牌，别人抢不走，也模仿不来。如果说深圳的崛起是靠产业引爆的话，那合肥走的便是全国少有的科技引爆之路。倘若没有新经济涌现和与之带来的产业化突破，合肥便会为科学王冠所累、而困于斗室之间，是原始创新策源地、却为他人做嫁衣裳。全面拥抱新经济发展道路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合肥便可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惊险一跃。

 

 

在合肥科学岛开放日的参观中，获知可控核聚变技术最最乐观的估计是30年之后攻克，“人造小太阳”为未来聚变堆实验迈出了关键一步，但伟大的远景却掩盖不了产业兴城的紧迫感，前沿技术的产业化拥有哪些值得推广的合肥经验？

上世纪90年代，在国际量子信息科学刚开始崛起时，中国科学院及下属中国科技大学迅速跟上，逐渐从跟跑变成并跑，甚至部分领跑，量子信息研究成为中科大的旗帜。其中，被誉为“GDP”的三位院士级别的量子信息学科带头人郭光灿、杜江峰、潘建伟，三人研究领域各有侧重，也略有交叉。科学家们总觉得，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成立公司加快产学研结合，对中国是个机会。

但现实困境在于，前沿科学好比“未成熟的果实”，难以马上使用。若想基础研究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共建，无法靠专利转让、授权等方式“一卖了之”，反而得靠高校、科研工作者自己去源源不断往“下游”走，不断开拓。

2009年5月，潘建伟、彭承志团队设立“用量子技术保护每一个比特”的安徽量子通信有限公司（科大国盾前身）。而后，问天量子、国仪量子、本源量子应运而生。商业化前景最明朗的量子保密通信，国盾量子花10年跑通了产业链。

 

中科大敢于将10年前实验室阶段的量子信息研究兴办公司，用创业倒逼创新、产业化的魄力值得推广，但还有更精准而可操作的路径吗？美国对于技术转化阶段的扶持政策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他们将不同领域技术转化过程当中的技术成熟度进行了分级，这个分级叫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技术成熟指标），一般分为9级。而美国的政府部门认为，只有这些技术成熟度在6级或者7级以下的企业，才值得政府介入资助。在技术成熟到能展示出应用层面上的潜力后，后续自然会有天使投资人和VC接手，不需要政府扶持。

以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能源技术孵化器Cyclotron road为例，它们接手孵化的项目大多在的第2级或第3级。孵化器会帮初创团队进一步完善他们所研发的技术，提供最初的商业方面的指导，帮助他们创立公司并申请后续政府资金。使这些小微公司有机会将技术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到达第6级或第7级。

中美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创业式创新绝非无迹可寻。真正伟大的事物都会被发明两次，第一次让它技术上成为可能，第二次让它产业化到每个人都能用得上。面对方兴未艾的硬科技创业，长城战略咨询董事长王德禄给出这样的药方：“现阶段出现了新的革命——“硬科技创业”，这是科学家深度参与创业、跨界团队高度融合、商业模式可持续、风险资本持续支持、产业配套条件成熟的创业形式。鼓励硬科技创业要重点打造硬科技企业的成长生态，需要有洞见力的资本、有影响力的科普、新经济政策、敏锐的科技媒体和懂科技的孵化器。”

 

 

（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合肥是除北京之外中国大科学装置最为集中的城市，稳态强磁场、同步辐射、超导托卡马克三大科学装置全部设立在合肥。）

合肥缺乏的，是“创业式创新”，是“以创业带动创新，以商业驱动科技，以模式创新驾驭技术创新”。这也是百度、阿里、滴滴等一系列大企业、独角兽们成功的经验所在。

科创研究+“新经济”火花，专注于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信息、信息安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合肥拥抱新经济的感觉和方向值得赞赏，但需要长远谋划的雄心和政策持续性。简单讲，药不能停，药不能换，药量不能减。

长三角一体化下的竞合关系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安徽10年间流失962.3万人居全国之首，占到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11.2%。多年来，安徽是上海、江苏、浙江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重要输出地。如果将长江比作一条龙，上海是“龙头”，湖北是“龙腹”，那么安徽即是“咽喉之地”。离江浙沪很近，离天堂很远，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三十年里，安徽在长三角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江浙沪“掐死”了安徽的发展机遇，近十年又肯“纵容”安徽异军突起呢？前三十年，江浙沪企业以切片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弱化了地区间产业联系和区域一体化动力，代工企业与国际主导企业全球价值链进行纵向分工，但与国内其他产业内企业进行横向分工，它们之间竞争关系大于合作关系。与此同时，营销研发“两头向外”的生产网络造成企业与国内市场和先进服务业投入的双重脱节，反映在区域经济活动上，就是长三角间“产业同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现象比比皆是。

从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看，那些融入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后进经济体，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价值链低端后来成功转型、构建根植于国内价值链体系的后进国家的企业，却出现了逐步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譬如亚洲四小龙，譬如正在进行的长三角一体化（安徽省发改委曾表示：要以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为目标，全方位深化与沪苏浙产业分工合作，优化重点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

当下的中国有着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超级发达的物流能力，超级完备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人口资源，而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有着强烈的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欲望。

这带来了超大规模的发展动力，让长三角发达城市有了向外输送产业并向价值链顶端进军的勇气和能力。

只有部分沦为落后产能的制造业才会陷入恶性竞争，创新与创新间不会竞争，只会互相成就。创新是在与天争，是在不确定性的汪洋中厮杀，全球创新的门槛在提升，简单的发明、低垂的果实早已摘尽。今天为什么要搞高科技？不是因为高科技时尚，是因为没有更简单的事可以干。

安徽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定位是长三角重要创新策源地，但显而易见整个安徽只有合肥配得上这个名号。合肥市市长凌云在媒体见面会上介绍，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合肥市准确把握角色定位，注重发挥特色优势，重点打造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开放高地和人才高地“四个高地”。在创新发展上，合肥重点建设“一城、一馆、一岛、一谷”，即滨湖科学城、安徽创新馆、科学岛和中国声谷。

中端产业有空间承接，高端产业有魄力与江浙沪一道代表中国向先进国家发起挑战，合肥、安徽难道还成不了吗？

重商主义与新徽商

“感觉合肥挺土的，商业气息不够。”那徽商呢？徽商是江浙的、中国的徽商，而不是合肥的徽商，况且，徽商地位和徽商精神早已式微。

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不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在于没有采纳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利用全球贸易契机，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为民族手工业开辟和创造世界市场，让全民经商致富。清政府只单纯官办现代企业，而非模仿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发生的大众纺织和乡村工业化来实现“富国、富民、强兵”的目标。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国家统一意志和战略眼光去引导商人为广大的乡村工业和城市作坊创造一个深厚的国内国际大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和全球棉花原材料供应链。

不鼓励不重视，徽商却依然在有限的经营领域闯出一片天。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用“富可敌国”实不为过。“无徽不成镇”，“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徽商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也因重义重诚信而声誉四海。“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精神文化特点，“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官、商一体、振兴文教，世族繁衍，名流代出。

 

 

这与近来查理芒格接受中信出版社采访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儒家文化里的家庭观念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力之一，紧密的家庭关系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这种儒家文化其实能形成强大的商业文化，日本腾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把对家人的热爱，扩展到了商业关系当中。美国的大型仓储超市Costco也采用了类似的思路来服务客户，不提升价格只提升产品质量。这种把顾客当做家人的商业文化，芒格称之为“大儒家主义”。

芒格认为，中国如果在未来能让这种“大儒家主义”渗透到商业领域，那么中国的商业公司将会变得更强大。百年前的徽商做到了，今天的徽商大会不是用来讨论怎么做生意、怎么复兴徽商的，它应该作为拥有共同价值观、崇尚徽商精神商人的情感纽带，更应该传承儒家文化中“诚信为本、以义取财、乐群贵和”的商业道德。

徽商义与利、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或将成为徽商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契合点，合肥应当深入挖掘并广泛传播，做到对内优化营商环境，对外以思想资源展示更开放包容的文化软实力。

目标新一线：站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点

合肥城市形象平庸，受困于长期经济发展滞后，但崛起之后为何没有带来显著的改善？俗话说三代出贵族，品牌资产需要长期投资且零存整取。北京的皇城紫禁、上海的十里洋场、苏州的园林古镇、西安的大唐画卷、成都的天府之国……即便某些城市暂时落魄了，一旦经济回暖，根植于中国人文化母体的城市印象便会迅速唤醒，横亘千年的城市文化品牌成了操纵人心的力量。

 

 

合肥本质上是新建的城市，远非历史文化名城，老祖宗不赏饭，只得自己争取。

权利与名望是稀缺的，共同富裕的繁荣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却并不会带来城市品牌影响力的同比例放大，舆论焦点和人才流动方向，永远指向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合肥掉队了。合肥是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但这依然只是官方的背书，一堆头衔背后，没有一个操纵人心的金字招牌，城市品牌宣传策略堪忧。

因为我有个判断城市品牌美誉度的小心机：当被问及家乡在哪里时，回答略带骄傲而不屑的，一线城市；表现欲较强而欣喜的，发展势头很猛譬如新一线；正常回答，与祖国GDP同步发展；闪烁其词或需要大量科普的，三线城市开外。

钢铁侠是科学与英雄主义的完美契合，一身高科技战甲将科幻照进现实。未来合肥可否利用科学这一为数不多的名片，创作出类似钢铁侠的吉祥物？让前沿科技具象化、流行化，让科学元素印刻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让科学之城的形象彻底与合肥绑定一生。

 

 

（产品化的钢铁侠方舟反应堆，就是合肥托卡马克装置的微缩版，两者都是核聚变反应堆）

 

 

上图为大麦网月度演出密度前20位城市排名：演出包括演唱会，音乐会，话剧歌剧，舞蹈芭蕾，曲苑杂坛，体育比赛，度假休闲，儿童亲子，展会展览等。可以说中国除了北京上海，其他城市都能被贴上“没文化”、“没底蕴”、“暴发户”的标签。走在合肥新建的商业街，观看合肥苍白的文化街区，心中不免所想，高楼可以迅速复制，但剧院创意而高产的剧团、背后有鉴赏力的人群，却非一朝一夕可以培养。

 

 

合肥配的上在新一线城市拥有一席之地，合肥作为二线城市中的领军者，距离新一线城市只差3个位次。在第一财经 ·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研究发布的榜单中，2019 年，15 座新一线城市依次为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西安、苏州、天津、南京、长沙、郑州、东莞、青岛、沈阳、宁波、昆明。头部 4 座新一线城市的位次相对稳定，昆明首次进入。

 

 

这并非要求合肥贪图虚名，而是对照新一线城市背后的非官方指标，在生活便利性、商业魅力、人文环境等各个层面提高城市软实力，用更鲜活的城市文化、更富想象力的城市发展，吸引更多元的人群。所谓“近者悦，远者来。”“人们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而建成了城市。”合肥在美好生活的展示度和想象力上依然偏弱，不妨以新一线城市为目标，站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点，眺望未来。

尾声

“中国是个故事，而天下是个理论。”赵汀阳在《天下的当代性》一书中如是说。

合肥正在讲述科学兴城、新经济、黑马的故事，未来还要讲好人文、新商业伦理的故事，将它嵌入中国、天下等更宏大的叙事中，以天下胸怀谋求更大尺度发展空间。在登上更大舞台前，新困局逐渐显露，但过去20年积累的信用和势能让我们相信，这匹黑马将继续破风领跑。

那些过去的美绩，那些未知的荆棘，合肥凭什么不能够？

（资料来源：陈昱 长城战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