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要科技创新中心成功经验研究分析

   

通过对世界上著名科技创新中心布局和功能的研究，其共有的成功经验有以下几点，值得国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关注和借鉴。

一、高度的市场化运作

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应是市场化高度运作的产物。企业通过自主创新的高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而获得利润，成长发展，政府不应以领导者和“主人”的姿态出现，只应通过有效的政策和优质服务进行间接管理，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

在硅谷，政府充分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这里，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创新资金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来自政府，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多依赖于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政府主要的作用是通过制定各种适当、有效的创新政策、措施和完善各种法律制度来推动硅谷的成长，包括为新成立的企业免费提供临时工作场所，或只收少量租金；为企业家免费提供培训；制定法律允许大学、研究机构、非盈利机构和小企业拥有利用联邦资助发明的知识产权等，政府不参与市场运作，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

相反的教训体现在筑波科学城。而筑波科学城则是采用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模式，市场因素不够活跃，科研不讲究与工业界的联系，不追求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导致了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研究巨大的成本和较低较慢的回报难免会限制科学城的进一步发展。在筑波，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对市场不够了解，作为投资代理人的政府官员也没有激励机制去了解市场、了解技术。再加上筑波所有的一切都是隶属政府的，包括研究成果及其所创造的价值与研发人员本身的收入并无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机制下，研发人员缺乏激励，科研项目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接导致了筑波科学城发展速度的下降。这种不以市场模式为主的管理模式只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政府嫁接，没有和当地很好的融合，也没有促成科学城与当地经济的和谐发展。政府过多的干预而忽略了市场的作用，使筑波科学城最终成为了“科学乌托邦”。

二、“产、学、研”紧密结合

全球主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多坐落在大学城周边，甚至衍生于大学的实验室或工业园。这是因为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创新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和研究机构一方面持续为企业输送高科技研究人才和应用工程师，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企业也通过与大学的合作，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最新科研成果快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创新活力。例如，硅谷的企业非常注意从高校获得技术、人才等资源，因此，其经营领域、技术开发方向、产品结构常常与高校的学科结构与学科优势相一致，以便及时地从高校获得发展动力；波士顿集聚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研发机构等科研主体，基金、捐赠等多元资金，广泛开展校企共建研发中心和协同研发，取得大量创新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联系并不是大学和企业的交流，确切地说实际上应是学校师生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一方面，学校师生才是知识的载体，只能师生从自身利益和权益出发才可以与企业员工互通有无，从而加快大学和企业间的知识流动；另一方面，师生与企业的合作还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理论水平，同时也为师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

因此，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地与企业合作，就是鼓励教职工参与企业创立和经营，向企业转移先进的研究成果。

斯坦福大学大力支持学生们把自己的科学发明推向应用市场，倡导和支持毕业生们开办自己的公司。并且为了实现学术研究与实业的协调发展，只要教职员工按时完成教学科研任务，教师和研究人员就可以每周有1天到公司兼职，从事研发和经营活动。另外还允许他们有1—2年的时间脱离岗位，到硅谷创办科技公司，或到公司兼职，学校保留其职位。教师在学校获得的科技成果，由发明者本人负责向公司转让，学校与其签署许可合同，所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学校只提取10%到15%。

剑桥大学与企业合作，联合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支持教研人员为产业提供咨询服务、讲学或参加企业的专家委员会。剑桥大学为促进剑桥科技园的发展，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科学技术成果向校外转移的政策。

德国的阿德勒斯霍夫科技园区鼓励和支持园内学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是园区奉行的基本政策，为此，园区在高校和企业协作、专利申报和保护、技术转化资助等方面提供了系列优惠条件。企业充分利用学校的智力资源，推动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走向市场；同时，大学又从企业了解市场的需求，从而指导大学的研究方向，双向的技术转移极大的推动了新技术的产业化。

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附近高校、科研机构荟萃，科技水平高。不仅有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交通大学、新竹师范学院等众多知名高校，还有工业技术研究院、精密仪器发展中心等著名学术研究机构，为园区企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科研、培训等智力资源。

三、政府的合理支持和优惠政策

政府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和干预是有必要的。创新政策是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内生源泉。一方面，科技创新中心良好的外部创新环境的营造，尤其是在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通过制定法律、税收、金融、土地、人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通过建设和改善交通状况、住房条件等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地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从而加快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是建设科研机构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加强工业界与科研教育机构合作的强有力的力量。

上海张江园区是经国务院批准，伴随浦东开发开放创立和成长起来的。政府的严格规划与大力支持是张江创新集群起步阶段的最强大推动力。在严格的、前瞻性战略规划引导下，张江园区得到了快速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有了极大提高，特色产业也呈现出集群特征。

在法律层面的保障。日本政府将建设筑波科学城的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陆续出台了《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法》等法律法规，促使历届政府坚持对高新技术研发的重视和投入，对筑波科学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监督和促进作用。新竹科工园一直是在台湾当局的主导下，有政策、有计划地发展，在园区创办初期就颁布了30多个法规，对园区运作和管理上进行了法律规范。

各国政府都在税收和资金上给予了科技园区优惠政策。在形成初期，硅谷半导体产业的35%—45%的营业额来自于政府采购，后来风险投资才取代军费成为硅谷创业者的主要经济来源，硅谷所在的圣何塞市也出台了许多税收和贷款的优惠政策，保护中小企业。波士顿提出波士顿1/3计划、波士顿后街计划、波士顿生物科技计划三大战略措施，支持波士顿知识经济和创新活动的发展。英国政府对剑桥科技园内的中小型企业出台了一系列的发展计划和优惠政策，优先支持源于大学的新创科技型企业，极大地帮助了小企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对筑波科学城从动工到建成投入了大量资金，同时享受日本开发银行和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低息贷款。另外，筑波科学城内的国立研究机构和大学均由国家拨款，日本近一半的公共研究设施和发展资金都投在了筑波，国家研究机构全部预算的50%左右投资在这里。德国政府从各种途径提供资金以支持对阿德勒斯霍夫科技园区的建设和管理，还通过向园区企业提供资助政策来主导科技园的发展。

四、发展产业集群，产生综合集聚效应

科技创新中心不会是基础研究中心，而必须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产业发展中心。而产业集群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力量，在科技创新中心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使企业之间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区位整体，共同面对集群外的竞争与合作，能够极大地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产生综合集聚效应，有利于创造区位优势、建立区位品牌、吸引人才。

硅谷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密集、最具创造性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在斯坦福大学周围分布着规模大小不一的科研机构和企业总部，这些企业布局松散，以高技术产业研发为其主要功能，产业领域主要涉及软件业、生物技术、互联网、清洁技术新能源产业等，这些产业高度分工却又相互交融，大小企业比邻密集，相互之间得以交流、沟通、碰撞，产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综合集聚效应。

新竹科学工业园为世界半导体产业研发重镇，半导体厂商高达195家。在研究组织、学术机构与研究发展投入的帮助下，新竹地区高科技产业有高度集结的趋势，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提升了国际代工的竞争力，使台积电及联电在全球半导体代工排名为第一与第二。同样，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也是台湾第一大集成电路聚集地，自上游到下游产业链皆完善。电子产业是台湾高科技产业的盘石，在新竹科学工业园形成完整的产业聚落，为台湾电子厂商跨入医电产业奠定优异的产业发展实力，进一步形成医电产业群聚效应。

以色列在信息技术、现代农业、医疗设备、生物制品等许多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能够紧跟科技发展态势，动态布局优势领域。

英国剑桥科技园区哺育出一大批富有活力的小型科技企业，它们活跃在前沿科技的各个领域，从生物科技到设备制造，从网络软件到打印系统。

五、投融资渠道多样，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

风险资本是创新企业成长的营养源，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引擎。风险资本家不仅在高科技企业初期提供创业所需的天使资金，为其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和智力支持，而且往往会直接介入新创企业的经营，帮助其制定战略计划、组织领导班子、选择管理人才、获取营销渠道等，极大地提高了企业效率和质量。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及多样的投融资模式是高科技园区发展的关键因素。

例如，硅谷宽松的法律和文化环境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孕育了大批高科技企业，从而吸引了众多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目前硅谷的投融资机制已非常完善，不仅有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还有硅谷银行为企业提供服务，更有NASDAQ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条件，为风险资本增值后的退出提供了一个安全出口，为企业家、风险资本家及有限合伙人提供丰厚的回报，这反过来会使其增加对硅谷的更多投资。

美国波士顿地区有40余家专门从事高技术风险投资的公司，100多名专门投向初创科技企业的天使投资人，超过10个天使投资联盟。在麻州2000多家软件企业中，有32%的企业有风险资金注入。正是在风险投资推动下，波士顿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中小科技企业成长速度都遥遥领先于美国其他城市。

英国的风险投资起步较早且来源多样，主要是养老基金，其次是保险公司、银行和政府部门，再次是私人投资者、企业投资者和研究机构等。在风险投资方面，允许风险投资公司将养老基金和银行自有资金的5%筹为风险资金，从而为风险资金开辟新的来源。巴克莱银行在剑桥科学园设立了办事处，专门支持新型风险企业，凡符合政府企业担保计划规定的风险企业都可以在该银行透支或定期放款，为剑桥科学园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为鼓励本土风险投资者参与园区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台湾当局在1983年颁布了《风险资本条例》，对提供资金者实行税收上的优惠。另外，为进一步扩大风险资金的来源，从1994年就放开了保险公司和民间银行的资金流转方式，使风险资金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推动了台湾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应用型创新和集成优势的发展。

以色列致力于吸引外资，获得了大量国际资金支持。2013年，以色列科研支出中，来自国外的资金58亿美元，占总支出的45.6%，是以色列科研支出第一大资金来源。

六、中介服务体系完善，提高了企业的效率

完整的中介服务体系为高技术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在整合各种创新要素、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专业的人力资源机构、咨询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各类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服务可以节省创新企业的人力物力，并提升管理、决策质量，提高创新的成功率。

在美国硅谷的商业服务区，聚集着各种专业的中介服务机构，高效的人力资源网络为企业和个人及时提供信息，促进了人才的交流和流动，为创新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高度专业化的咨询机构，在管理、信息等方面为创新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一流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不仅为创业公司提供法律和财务上的服务，而且常常起到商业桥梁的作用。剑桥科技园拥有英国最好的物流服务、专业的风险投资机构以及欧洲最好的会计事务所和产业律师，建立起高效率的科技转让中介服务机构。而且剑桥大学先后成立沃夫森产业联络办公室和剑桥大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协调和帮助剑桥大学各院系和个人建立同产业界的合作，从技术咨询、市场分析、牵线搭桥到代拟具体的合同条款等全方位服务。德国阿德勒斯霍夫科技园区从协助商业计划书撰写、项目评估、资助的申请、企业战略辅导、市场策划到企业的经营管理辅导、法律服务、财务申报等方面，都有专业的中介公司提供专业的服务。从项目的形成，到项目的转移，再到项目的实施，都离不开中介的纽带作用。以色列积极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并在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出售给跨国大企业或上市。创业者在价值实现后，继续开始新的创新历程，产生了许多“连环企业家”，形成了循环创新的局面。

不同类型的中介咨询机构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功能、专业化、网络化、社会化的中介咨询服务体系，实现了组织网络化、功能社会化、服务产业化。大量而完善的中介机构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完善到位的服务，让技术研发人员可以更加便利地得到各方面的帮助，使他们可以更加专注地投入到技术创新活动中。

七、配套设施完善，聚拢高技术人才

科技创新中心的地理位置多临近发达城市，自然环境良好，交通便利。园区配套设施完善，居住生活方便，能够吸引并留住人才。例如，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圣荷西市以北的狭长地带，背靠太平洋海岸山脉，面对旧金山湾，气候宜人，适宜居住，吸引着高科技人才安家落户。

交通便利是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在硅谷，多条高等级公路，湾区主干道，州际公路，区域公路形成网状交通枢纽，另有5座跨海大桥连接旧金山海湾。英国剑桥地区有纵贯南北的M11高速公路和横贯东西的A45公路，离伦敦市中心仅60英里远，与工商业发达的伦敦、东海岸和西部的英国中部工业地区联成一片。日本筑波科学城距离东京约60公里，距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仅40公里。区内有多条铁路、公路通过，并且陆续开通了两座大桥和到秋叶原的铁道新线，将国际科学城筑波和首都东京市中心的“信息城”秋叶原直接而快速地连接起来。台湾新竹科技园距台北市70公里，至桃园中正国际机场约50分钟，往北到基隆港、往南至台中港分别需约2小时车程，而且岛上的纵贯铁路和南北高速公路都经过此地。阿德勒斯霍夫高科技产业园邻近德国舍内费尔特国际机场与勃兰登堡机场，现在已经成为柏林的城中城。

宜居的生活环境，被视为留住人才和家属的稳定器。在硅谷的居住区外圈是风景宜人的自然生态区，绿地面积在40%以上。还有很多的公园和户外运动场，为人们提供了许多的户外运动和休闲场所。筑波科学城在建设时，自然和田野环境被很好地保护，并在园区内陆续建有90多个公园和广场，一直享有“花园式园区”之称。台湾新竹科工园的绿化用地一直保持较大的空间预留，绿化用地占园区总面积的比例大概在3.7%，从可比性看，新竹的绿化用地和日本筑波科学城水平相近，并有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

配套的医疗、教育等服务性设施，为研究和工作人员解决后顾之忧。经过逐步的规划和建设，筑波科学城的服务性设施非常完善，有大规模的商业中心、图书馆、博物馆，每个居民区都有超级市场、廉价商店、食品杂货店、银行和邮局。目前筑波有94所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70家医院和诊所，并且围绕着居住区和商业区分布，为筑波科学城的科研工作人员提供了便利的生活条件。新竹科工园就是一个较为完善的小社会，园区内建有高级公寓、娱乐中心、实验学校等设施，还有诊所、邮局、海关、银行、车站及报关行等相关服务单位。园区实验高级中学提供园区及邻近学术研究机构员工及归国学者子女就读，设有高中部、国中部、国小部、幼稚园部及双语部，其中双语部以中、英双语教学为主，以利于归国学子的子女衔接国内外学制。阿德勒斯霍夫高科技产业园对园区建筑和基础设施进行了翻新，园区内包含住宅、商场、酒店、幼儿园、医院、高尔夫球场和公园。

科技园区不仅应该是高科技发展的理想环境，而且更应该是一个令科技人才感到满意的生活乐园。卓越的软硬件设施能够起到 “聚拢人才、发现人才”的作用，为园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作用。

八、统一机构管理

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既有助于各部门的协调合作，又可得到专家学者们的咨询和指导，从宏观上起到对园区发展方向的把关作用。从而使运营管理务实高效。

我国的上海张江园区由政府出资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张江集团和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代表政府行使相关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张江集团是张江园区开园的重要标志,意味着张江园区开始探索政府支持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伴随园区的发展,体制改革也不断得到深化,并不断进行机制创新的摸索,从而推动了园区成为创新型人才、研发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聚焦与辐射基地,并为孵化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管理权限上，台湾当局对园区实行二级管理体制，在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内设立园区指导中心和管理局，中心的成员由台湾相关主管部门的副职及一些专家学者共同组成，形成一个跨部门的最高领导机构。日本筑波科学城则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科学城的核心区域，采取“中央政府投资、中央政府管理”的模式，大大提高了科学城行政管理的效率和执行力。

德国慕尼黑市政府成立了工业园管理招商中心及监管会，代表政府对入园企业提供全程服务。海德堡科技园的股东是海德堡市政府和莱茵内卡工商会。作为科技园的运营商，海德堡科技园有限公司是所有企业的中央联络处。建筑大厦所有者是海德堡储蓄银行子公司。莱茵内卡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合作伙伴，承担所有租赁相关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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