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生产率研究值得注意的问题

   

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应用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生产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为经济社会快速、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强劲动力。

生产率的提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科技创新效果的重要标志。我们常挂在口头上的许多词汇，如提高经济效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之路，高质量发展，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或科技创新等都与生产率密切关联。生产率研究可以敏感地告诉我们各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判断经济增长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并成为制订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如果我们重视高质量发展，却忽视生产率研究，无异于南辕北辙。

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十分重视生产率的系统研究和持续测算。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长期进行生产率测算和发布，积累了十分详尽的时间序列数据并据此对经济运行进行系统分析。从国际组织看，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洲生产率组织（APO）、KLEMS组织都在定期发布生产率数据和分析报告，已成为各国学者和政府机构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一些国家长期持续的测算，数据之详细，指标之多样，领域之广泛，分析之系统深入令人咋舌，成为生产率研究的典范。

但是也应看到国内有关研究在现实的经济分析中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国内经济自1949年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哪个阶段较高，在哪个阶段较低，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比较处于何种水平？众多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缺少持续的关注和研究。政府机构对此时而大力推进时而刻意回避，至今没有权威机构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国内生产率研究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要避免过于理论化和计量化。生产率及相关指标的理论模型看似简单，但涉及不同理论产生的多种多样的解释。在测算过程中，对数据质量和数据整理方法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参数的估计面临着各种选择，国内许多研究为了“创新”，要么在“资本偏向”“劳动偏向”“内生性”“外生性”“规模不变”“规模可变”以及参数的各种分布和假设等许多概念和理论上纠缠；要么为追求标新随意引入各种各样的变量，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要么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如将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将统计方法和规划方法混淆运用，在引入国外经济学各派学说时，或引入一些探索性成果时不加选择地照抄照搬套用在国内的实际应用中，并片面认为是研究新动向。

二是要避免管理部门的政绩化和功利化。国内有关研究具有较强的“官方”特色，通常是以政府管理部门为甲方，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为乙方，采取课题的方式开展研究。由于不同的政府管理部门对测算结果有不同的要求，迫使研究人员不断试用各种方法和变更数据处理方法以得到“甲方”认可的结果。一旦项目结项，研究就不会再持续下去。这种一次性的研究只达到满足政府部门一次性需求的目的，过一段时间如再有需求，则又会再次立项，乙方有可能不再是原来的乙方，即使是原来的乙方，为了满足甲方新的需求，采取的测算方法、测算数据也有可能与原来的完全不搭界了。这种一次性的测算以及测算结果缺乏可比性，各级政府部门提出的不同发展目标更是增加了测算的复杂性。因而生产率成为国内倍受争议的指标之一，应不应该测算和推广应用，应不应该成为规划目标，是近年来困扰有关部门的问题，这其实与政绩化对生产率测算及相关问题的影响相关。

三是政府部门要对生产率有全面系统的理解。不能把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简单等同于单要素生产率测算，认为也应保持持续增长，使得测算结果越来越高，最后高到不可信的地步。不能把全要素生产率与科技进步贡献率划等号，不管不顾反映全要素生产率不同侧面的其他指标，不进行多视角的协同分析。通观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有关生产率测算，从来都是单要素和多要素、不同投入和不同产出、绝对影响和相对影响、环比变化和定基变化相结合的测算分析体系，且迄今并未发现国际机构有“贡献率”的测算案例，疑似源于对Contribution的误解。

再有，要将政府管理机构实际应用与专家学者从事生产率学术研究发表论文加以区别。公信力对管理部门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测算必须具备稳定性和连贯性，不仅要求有理有据，自圆其说，还要做到方法、数据、过程、结论公开透明并得到普遍认可。测算方法和测算过程的简明也是十分重要的。测算方法和测算过程越是简明，假设条件就越少，也就越具有公信力。而这恰恰是管理机构定期发布和提供生产率资料所必要的。从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生产率研究的测算方法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其实， OECD《生产率测算手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研究示范。为我们展示了简捷实用且有效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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